自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早朝，朱厚熜宣佈開創嘉靖新政起，經過內閣與各有關部門的反覆斟酌推敲，幾易其稿，各項政策終於敲定，陸續以法令的形式頒旨允行，並明發邸報刊行天下.
京察與考成法皇上已有明確要求，吏部秉承聖意，參照祖制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即可，自不必細說，稅制改革方面的幾大舉措讓內閣及戶部有司着實花了很多心思，也費了很大氣力。
一是子粒田徵稅。
由於面對的是宗室勳戚豪強，依內閣與戶部的本意，是要等全國清田結束之後再徐圖推行。但以清田基本結束的北直隸、山東、湖廣等省爲例，勘察覈實田畝比上一次嘉靖八年清田多出近六十頃，卻有一大半被勢豪大戶隱匿。勳戚豪強以權謀私大肆鯨吞土地，數量如此之大，令早已對土地兼併日益惡化形勢有了心理準備的朱厚熜也瞠目結舌，因此便不允內閣所奏，也駁回了一幹寫帖求見跪哭請願的宗親貴戚。爲了防止那些權貴伺機反撲日久生變，他還責令戶部有司立即制訂配套的法令，不但將呂芳提出的那些問刑條款全部囊括了進去，自己還親自動手改定了下面這一段：
“嘉靖二十二年議準，勳戚莊田，五服遞減。勳臣止於二百頃，已無容議。唯戚臣，如始封本身爲一世，子爲二世，孫爲三世，曾孫爲四世，曾孫之子爲五世。以今在官品爲始，以今在留地數爲準。系二世者，分爲三次遞減；系三世者，分爲二次遞減；至五世，留一百頃爲世業。如正派已絕，爵級已革，不論地畝多寡，只留五頃於旁支看守墳塋之人。
又題準，勳戚莊田，有司照例每畝依民田之半徵取賦稅，如有違抗不徼、縱容家人下鄉佔種民地，及私自徵收田賦，多勒租銀者，聽屯田御史參究查辦。”
大明開國百多年來，勳臣貴族一直是土地最大的擁有者，這些人自恃有皇親身份、朝廷庇護，在地方上擾民害民橫徵暴斂，百姓甚或地方官府都身受其害，苦不堪言。如今皇上親自主持制訂的法令，對這些天潢貴胄不僅限田，而且還要逐代減田，如此嚴厲對待權貴、限制豪強兼併土地，也只在朱元璋開國之初纔有過，此後的皇帝特別是正統年間以來，幾乎所有制定頒行的法律都沒有對豪強勢力真正作出有效的限制和懲罰的措施。如今嘉靖新政首先向這些巨室挑戰，對那些敢於偷逃國稅的不法宗親勳貴，進行嚴厲制裁繩之以法。這道法令一頒佈，立刻在兩京一十三省的宗室勳戚豪強間引起了一片喧囂，以荊王朱厚綱爲首的幾個親王聯名向朝廷上表，要求廢除新法，他們當然不敢明着攻訐皇上，只要求將“以下犯上、欺凌天親”的戶部尚書馬憲成及爲虎作倀的內閣大學士夏言罷黜。能爲了父母尊號跟朝臣一鬧二十年，更製造出“左順門事件”這樣的慘劇，嘉靖本就是一個蠻不講理之人，朱厚熜也就不跟這個不識時務的堂弟客氣，直接以“藩王妄言幹政”的罪名將他的爵位削一等降爲郡王，超過郡王待遇基本標準的田地全部沒收入官，其他署名複議者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另有漢王朱厚憬在家裏請仙跳神被錦衣衛偵知，查獲了他企圖魔魘咒殺皇上的桃木人偶。又好氣又好笑的朱厚熜更不跟他廢話，依大明律法和前朝舊例革其王爵廢爲庶人，圈禁在一個破破爛爛的小院子裏，將他名下近五萬頃田地全部收沒入官，或分發給莊戶或發賣，倒也得了一注大財。有荊王、漢王的前車之鑑，其他藩王再次看到了皇帝的鐵腕和寡恩，趕緊上表請罪，乖乖地交出了名下並非皇家所賜的田地。
二是推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是將一州一縣的所有田賦、徭役以及各種雜差和貢納，統統歸併於一條，折成銀兩交納，官收官解。此前，農民交徼田賦，均是谷麥實物，按田畝所攤的徭役也必須由農民親自出差。每到繳納賦稅之日，糧船糧車不絕於道途，各地官倉滿溢爲患。由鄉及縣，由縣及府再到各地官倉，不知道要耗費多少運力差役，又不知道因沿途耗損，各級官吏層層盤剝，給農民平白增加了多少負擔！“一條鞭法”一改歷朝歷代實物納賦爲銀錢交稅，既便於百姓又利於朝廷。因此朱厚熜便在責令有司加緊清田的同時，迫不及待地宣佈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將中國實行了兩三千年的實物田賦送下了歷史舞臺。
這一劃時代的改革並不是朱厚熜的主張，也不是張居正的首創，最早提出一條鞭法改革設想的是嘉靖九年的內閣大學士、“議禮派”領袖桂萼，他構想“以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佔，隨田徵收”，當時嘉靖皇帝準旨在南直隸的寧國、應天、蘇州等府，湖廣長沙府等全國部分州縣試點。但自問世之初就引起了朝臣們激烈的爭論，贊同者稱爲善政，反對者卻說：“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唯農夫獨受其苦。”罵之曰“農蠹”，雙方各持一辭，爭執不休，一條鞭法的推行也是時斷時續。張居正改革之時，認識到要先行丈量土地清查田畝，才能避免反對者所指出的增加小戶農家負擔的問題，信奉“拿來主義”的朱厚熜自然也就照此辦理了。
戶部在清查田畝之初，曾制定出合理的度量衡，以三尺五寸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命負責清查田畝的御史和各級官府依照此例製作量弓。爲了防止官員徇私舞弊以大弓丈量宗室豪強之田，卻以小弓丈量民田，朱厚熜特地吩咐呂芳指派鎮撫司緹騎校尉，手持鐵製量弓赴全國各地隨機抽樣進行復查，重重地辦了幾個翫忽職守的御史和州縣堂尊。撈錢也不能撈砍頭的錢，面對這樣心細如髮又緇銖必較的皇上，那些貪官墨吏誰還敢在這天字第一號要務上玩貓膩？
一條鞭法頒佈之後，天下大震。簡化徵收項目和手續，計畝徵銀，使得百姓不再受到催賦派役的貪官墨吏一再的敲詐盤剝；役銀由舊制按戶、丁徵收改爲丁、畝分擔，減少了無田或少田農民的負擔，丁門小戶的百姓無不拍手叫好，歌德頌聖之聲響徹大江南北，兩河上下。豪強地主卻如喪考妣——所佔之田每畝要徵銀近三分，佔得越多徵的就越多，他們能不肉疼嗎？自然也就引起了出身富家或與其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官員們的不滿。但皇上爲了保證新法的推行，率先將自己的皇莊全部分發給了莊戶，所得收入賞賜給京官屬吏，並承諾永久取消折俸舊制，五年內將全部官員折色俸比例提高至銀八銅二。雖然錢米不多，畢竟是君父所賜，意義自然不能以常理而論。而且，內閣學士、六部九卿等朝廷要員之中，大多屬於“議禮派”，一條鞭法是早期領袖桂萼首先提出的方略，本就是當年“尊禮派”和“議禮派”爭論的焦點之一，如今自然不好自打耳光地跳出來反對。這些人不出面，其他中低級官員也就鬧騰不起來多大的Lang了。加之考成法和三年一期的京察當頭，大多數官員們縱使對有違祖制的新法不滿，卻也不敢明着反對，只有個別迂腐守舊冥頑不靈的朝臣提出了“稅法違背祖制”的詰難。朱厚熜咬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然身爲王臣，自當起課納稅。”這條原則，堅持推行“不辯親疏，不異貴賤，一致於法”的主張，嚴厲斥責了他們，並在不出人命的前提下，讓已經多時未用的廷杖幫助那些顢頇鄉愿的老頑固以切膚之痛真正瞭解了皇上開創嘉靖新政的決心。在皇權威勢和鐵腕手段下，官員關於一條鞭法違背祖制的言論逐漸被壓服了。
相對於子粒田徵稅和推行一條鞭法，推行火耗歸公和養廉銀的新政倒得到了全天下官員屬吏的交口稱讚。
官缺有要閒之分，同爲正三品武職，管着三五個衛所的某省都指揮使自然不能與手握十萬大軍的九鎮總兵同日而語；更有肥瘦之分，莫說品秩一般的職位，便是品秩天壤之別也是肥瘦不均——號稱“天下詞臣之首”、位列小九卿的翰林院從二品掌院學士跟負責驗收全國各省府州縣貢品的戶部正九品府倉大使都沒法比，更不用說從六品的鹽運司判官、正四品的巡鹽御史這樣的天字第一號肥缺。如今朝廷火耗歸於各省統一掌管，用爲通省各級官員養廉，將全省官職以肥瘦分等，肥缺閒缺少補，瘦缺要缺多補。因天下肥缺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官員便從中得到了偌大的實惠。
更重要的一點是，自隋唐而宋元，經過七百多年的探索，中國封建文官制度已趨於完善，官僚政治也基本成熟，可以說明朝帝國的政權其實是由士大夫階層來支撐的，這些人耕讀爲本，詩書傳家，自束髮以來便受孔孟聖賢之道的教誨，滿腦子的“忠君報國”，一肚子的“修齊治平”，初入官場，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盡心盡責，想幹出一番偉業凌霄閣掛像煌煌史冊留名。可一是被朱元璋低薪制度逼得養家餬口都成問題，二來被各種官場潛規則逼得安心當個好官更不可能，因此就不免兩極分化，一大部分沾染官場腐朽之氣，日漸墮落，與貪官墨吏同流合污，上下其手，由官場陋規的受害者搖身一變爲推波助瀾的生力軍；極少數安貧樂道的官員艱難度日，成爲官場笑柄。如今朝廷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爲他們加薪，卻以制度的形式將他們的各種隱形收入合法化，變暗補爲明補，平衡官員心理，更讓他們能一邊唸叨着“君子好義，小人言利”，一邊心安理得地將大把大把的銀子裝進自己腰包，潔身自好的清廉官員不再爲生計犯愁，不必每每遇到別人行賄心中便要天人交戰一番；貪官敲骨吸髓盤剝百姓或索賄受賄也失去了一定的原動力——雖然養廉銀根本無法與他們能收到的賄賂相比，但有皇上“拿了朕的養廉銀，若還是要貪，朕能容你，天理國法也難容你！”這樣的話時刻響在耳邊，即便是接銀票之時，心裏也不免要打個寒噤。
惟有這官紳一體納糧啊……